台灣兩種歷史記憶,2008年4月11日A26版,蘋果日報
  2015-05-21
自由廣場是否再改名為中正紀念堂乙事,隨著馬英九當選總統,各方意見紛紛呈現。類似此種爭議,還有國營事業及歷史教科書的編寫,究竟走向何方,牽動著國人的兩種歷史記憶,民進黨政府未妥善處理,現在即將留給馬英九主政的新政府傷腦筋,也考驗新政府有無足夠的智慧建立命運共同體。
  據馬英九發言人羅智強表示,中正紀念堂改名並不是急迫之事,未來將依合法程序進行。惟當初中正紀念堂改名受到批評,重在其法律程序的瑕疪,手法粗暴,但在實質上並非毫無道理。將一切問題以法律處理,是法律人慣性的思考,並非全對。按法律有其限制,並非萬能。在國家(state)的施政固然講求法治、理性與邏輯,但國族(nation)的集體記憶喚起民眾的情緒與認同,此並非法律所能解決的精神世界,後者能使國民產生彼此利害與共的感情,並奠立政權的正當性。兩者有所區別,但若運用得宜,並非不能相輔相成。中正紀念堂改名乙事就是牽涉國族的集體記憶,對於整合台灣是重要且嚴肅的大事。
  若吾人省察過去的六十多年來的台灣社會,其實存在兩種歷史記憶,卻一直未作合理的調適。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大多數本省籍人士,接受日本統治,經歷其現代化的建設但身分歧視的過程,也目睹國民政府在228事變鎮壓人民的事實,視政治為畏途。相對地,同時期的少數外省族群經歷抗戰、國共內戰及逃亡來台,擁有反共與仇日的記憶,由於當時的部分外省籍軍政領袖統治台灣,以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,宣佈戒嚴,並以大陸民代為法統,遂以其歷史記憶為主流。在此時期,本省人在政治上受到壓抑,其歷史記憶不受重視。
 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出生的國民,官式的歷史記憶仍以大中國為主,按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國民黨方宣告解嚴前,台灣在以外省人為主的政府統治下,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以講授中國歷史為主,台灣史並不重要,不分本省人或外省人皆有為蔣介石祝壽、戴孝的經驗,不僅存在戒嚴時期噤聲及自我扭曲的成長過程,也擁有退出聯合國、台美斷交,但經濟成長的記憶。在此時期,雖然本省人與外省人通婚頻繁,但政治仍是外省人的舞台,本省人僅點綴其間,而以在經濟上的優勢對抗外省人。
 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,李登輝前總統與陳水扁總統前後執政二十年,逐漸將歷史記憶轉以台灣史為主,尤其2000年政黨輪替後,民進黨政府修正歷史教科書,而制定、修正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及推動公投入聯,無一不是重新詮釋國族的集體記憶,使過去被壓抑的台灣本土歷史記憶變成主流,惟此期的紛亂的民主人權經驗鮮明地存在人民的生活中,馬英九是國民黨政治袖中少數耕耘台灣歷史記憶者,此從其勤與228遺族對話溝通自明,但民進黨主導的歷史記憶有意將中國妖魔化,在選舉時將外省人包括其第二代喻為他族的中國人,受到許多人批評,亦沒有整合兩種歷史記憶。惟此種以台灣歷史記憶為集體記憶已經有十多年,三十歲以下的國民亦因生活成長在斯土,自然以台灣歷史記憶為依歸。
  那麼,馬英九執政後,政府如何詮釋斯土斯民的歷史?回到戒嚴時期的中國歷史記憶?還是以台灣歷史記憶為主?至目前為止,尚不清楚。惟合理的作法係整合兩種歷史記憶,而面對越來越多的中生代及新生代國民,卻須以台灣歷史記憶為主。
  歷史的詮釋權掌握在當代者手中,在威權或獨裁時代,少數統治者自己即可壟斷此詮釋權,不顧多數民眾的感受,惟在民主時代裏,統治者不應以少數操縱此種詮釋權,而須經過各界的溝通與對話,反應客觀的需要而整合呈現,否則強行以政治權力決定歷史的詮譯,將會造成不利的後果。陳水扁總統處理中正紀念堂及歷史教科書等,備受批評,馬英九未來的作法是否也引來民怨?新政府不應掉以輕心。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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